海子25岁卧轨自杀,留下5封遗书都有写道

“我只愿面朝大海,春暖花开。”3月24日是海子的58岁冥诞,3月26日又是海子的第33个忌日,这个三月注定是属于海子的月份。

这位写下无数充满希望的动人诗句的诗人,却选择在25岁的大好年华自绝于人世,留下身后一片唏嘘,和无数个未解之谜。而其中一个谜团,就是海子生前的5封遗书。

这5封遗书,无一例外都写到:我的死是两个人造成的。那么,遗书中所指控“杀死海子”的两个人是谁?他们和海子之间,究竟又发生了什么呢?

14岁入北大的天才少年

都说“自古英雄出少年”,而海子就是不折不扣的一位“天才少年”。自从年3月24日出生于安徽省怀宁县高河镇查湾村,海子就表现得和周围的农村孩子们不同。

他识字很早,母亲操采菊是一名只上过小学的农村妇女,但海子却在3岁前就能流畅地阅读。不仅如此,他也拥有惊人的记忆力,4岁便在公社举办的“毛主席语录背诵比赛”中拔得头筹。

不仅如此,海子对美的感受力也非同一般。他的弟弟回忆,小时候的海子会在夏天荷花盛开的季节,央求大人采莲的时候为他折一支含苞待放的荷花,插在瓶子里,他就听着花开的声音入睡。

父母发现儿子似乎天赋异禀,便全力支持他读书。天资聪慧的海子,在学业上也一路顺风顺水,14岁便中学毕业,考入北京大学法律系。此时的海子,正如一只从麻雀窝里飞出的金凤凰,令家人倍感骄傲和自豪。

而即使在群英荟萃的北大,海子的天资也是有目共睹的:和他同级的同学们中,他是年纪最小的那个,成绩和才华却一点也不亚于他们。据当年的同学们回忆,他学习十分刻苦,经常深更半夜还躲在宿舍走廊的灯下读书。

青少年时期的海子,身处于北京这一座中国首屈一指的“文化之都”,又赶上近代史上充满理想主义光辉的80年代,可谓是天时地利人和。

北京新鲜的文化气息刺激着他的神经,他像一块海绵如饥似渴地吸收着各种各样的科学文化知识。虽然是法律系学生,但他的阅读面并不局限于法学文献,而是囊括文学、史学、哲学、人类学等等社会科学,几乎百无禁忌。

而这也和当时崇尚知识、爱好文学的社会风气密不可分:80年代,全社会掀起了一股澎湃汹涌的“诗歌热潮”,无论是知识分子还是工人农民,大家都以读诗写诗为荣,每一个人仿佛都变成了“文艺青年”。

在那个时代,诗人就相当于明星和“爱豆”,他们受到众人的崇拜和敬仰,如北岛、舒婷、顾城等一代“朦胧诗人”,就被全社会的年轻人追捧为偶像。

在如此浓厚的文学氛围里,海子也被深深感召。

北大诗歌“三剑客”

北京大学历来是北京地区思想文化的重镇,在80年代它更是经常开风气之先,屡屡成为各种运动的先锋阵地。而当时的北大学子中,各种“诗人”也如同雨后春笋一般涌现出来。

其中最出名的,当属“三剑客”:海子、骆一禾、西川。

虽然在这三人中,海子是名气最大、成就最高的那个,但实际上,海子是“加入”最、年纪最小的那一个。骆一禾大海子3岁,而西川大海子1岁。骆一禾是地地道道的北京人,而西川则是江苏徐州人。

而三个人的专业也并不相同:骆一禾是中文系,西川是英文系,海子则是法律系。

但对于诗歌的热爱将他们聚在一起。在北大的4年时光里,他们经常聚在一起彻夜探讨诗歌、哲学和文学,怀揣着各自滚烫炽热的理想,度过了无数个日日夜夜。

据西川回忆,当时他们甚至还计划过效仿但丁《神曲》的结构,合作写一部囊括宇宙、自然和人类的长诗,长诗分为天堂、地狱、人间三个部分。其中,海子写天堂,骆一禾写地狱,只有西川负责人间。

这似乎也是日后他们三人命运的谶语:海子卧轨自杀,骆一禾脑溢血离世,只有西川至今在世。

毕业后,三人各奔东西:骆一禾任《十月》编辑部编辑,西川进入中央美术学院人文学院执教,海子进入中国政法大学任教。但他们依旧时常有空聚在一起,畅谈诗歌与文学。

其时也是海子诗歌创作的“黄金时期”。他迎来了事业与爱情上的“双丰收”:继处女作《亚洲铜》之后,他接连写出《黑夜的献诗》《祖国,或以梦为马》等一系列喷薄着想象力与创造力的诗歌。

而同时,他先后经历了四段爱情:与女学生“波婉”的师生恋,对昌平文化馆职工李诗芬的暧昧之情,和四川一名有夫之妇白佩佩的秘密恋情,和对西藏女诗人李华朝圣一般虔诚的爱。

这四段感情带给他无限的激情与灵感,但最后无疾而终的结局也伤透了他的心。此后,他离开北京,在四川、青海、西藏等地旅行和流浪。

与海子脍炙人口的短诗相比,他的长诗、小说及文论著作长期被人们所忽视。但海子十分看重自己的长诗写作,他曾经计划举毕生之力,完成一部“民族与人类合一、诗歌与真理合一”的伟大史诗。

在诗歌的形式上,他仿效古希腊的诗剧,用一个一以贯之的意象“太阳”将七部诗歌组成的戏剧有机地串联在一起,形成一个整体,这就是他的遗作《太阳》(七部书)的写作框架。

然而,还没有来得及完成这部空前绝后的史诗,海子就离开了这个世界。

精神分裂葬送天才诗人

年的春天,海子陷入了一场严重的精神危机。从前缜密的思维现在变成一团乱麻,他的脑袋里如今充满了幻听、幻觉和不着边际的妄想。

他开始变得孤僻,闭门不出,连同事也不见。往日里脾气温和、待人友善的他,现在只是懒散地待在家里,对除了几个好友之外的人都报以隐约的敌意。

据好友西川回忆,一向干净整洁、喜欢阅读和收拾屋子的海子,那段时间突然变得邋里邋遢,胡子拉渣,头发凌乱,好像变了一个人。

2月末,海子向中国政法大学教研室请了一个月病假,这并不寻常。但是他的同事并没有发现其中的端倪,以为他只是身体不适,或是写诗过于认真,以至于有些疲惫。

没有人知道,甚至海子自己也不明白,他正在遭受精神分裂症的侵蚀。而这,距离海子接触气功还不到半年。

如今,“气功”越来越被人们遗忘,成为传说中的往事。但在80年代,它却如火如荼,成为人人竞相追逐的时尚。那时候,几乎每个大城市都流传着本地“气功大师”获得“特异功能”的传说。

这些“大师”不仅能够修得“天耳通”、“天眼通”等各种神通,还可以将修炼功法传授给别人,甚至官方也开始招收一些有名的“大师”,训练他们使用自己的神通为国家寻找矿藏、医治疾病。

而海子也是“气功”的一位狂热拥趸。强烈的好奇心让海子一发不可收拾地迷上了这种融合了道教修炼和佛教秘法的功法,而当时北京正好有两位“气功大师”,还是一对夫妻,叫常远和孙舸。

为了练习气功,海子便向常远和孙舸拜师学习。刚开始时,海子“进展神速”,很快就感到自己的双手掌心升起奇妙的热气,仿佛确实发动了某种特别的功法,这令他格外兴奋。

而常远和孙舸也惊喜地称赞他“根器不错”,潜心修炼必有大成就。然而,不久后可怕的事情就发生了:海子开始夜以继日地耳鸣、头晕、头痛,出现幻听、幻觉,整夜整夜失眠,脑子里一片混沌。

联想到常远和孙舸教他练习的“天眼通”、“天耳通”功法,在极度的焦虑与恐惧中,海子产生了被害妄想,偏执地认定他的幻觉是由于常远和孙舸强行弄开他的“心眼”,试图谋害他带来的。

在休假期间,海子又经受了一场重大打击:他得知,当年离他而去的初恋“波婉”,如今已经前往美国。他永远地失去了这位可爱的姑娘。

年3月,海子的精神已经完全崩溃。3月20日,他开始不断写遗书,一连写了5封,其中有2封给弟弟,1封给父母,1封给好友,最后1封给中国政法大学的领导和同事。

这5封遗书中,他无一例外将自己出现的精神症状归咎于常远和孙舸,痛斥他们是“杀人凶手”,要求有关部门严惩他们,甚至要弟弟为自己报仇,但必须“学好气功”。

3月26日,在度过自己25岁生日2天后,海子出发前往山海关,包袱里只有四本书:《圣经》、《瓦尔登湖》、《康拉德小说选》和《孤筏重洋》。经过铁道的时候,他吃了一个橘子,稍稍镇定了一些。

这一刻,他终于清醒地知道了事情的真相:没有人害他,只是他自己病了。

但一切已经不可挽回。他只能留下最后一封遗书,推翻前面5封遗书:“我是查海生,我的死与任何人无关。”火车呼啸而过,带走了他年轻的生命。

海子去世后,他的好友西川和骆一禾义务为他整理遗作,但不久骆一禾因为过度劳累,患脑溢血去世。从此,北大诗人“三剑客”中,只剩下了西川一个人。

对于海子的死,后人不乏阴谋论者,认为这和常远和孙舸脱不了关系。然而,比起过度揣测海子死因,加强对于常见精神疾病的科普,做到早发现、早治疗患者,才是更加值得重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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